“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這是今年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結構性改革內容的表述。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首的去產能而言，去產能即是做減法。
所謂做減法，主要包括：通過市場倒逼、讓市場出清機制起決定作用；放棄直接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政手段，通過政策引導、監管約束和公共服務來發揮和完善政府職能；企業主動淘汰落后產能、退出過剩產能，進行轉型升級。
做減法意味著損失和陣痛，而政府的托底政策將為這看似激烈震蕩的轉變加上一道緩沖帶，從而保證經濟健康安全地著陸。
市場倒逼機制
產能過剩并不是一個新話題，自從2006年去產能就被設定為官方指定的一項重要經濟任務，在2013年中央政府更是提出要以鐵腕政策來清理嚴重過剩產能，但過剩產能卻一直上演著越“去”越多的鬧劇。
政府和市場的錯位被認為是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我國當前供需失衡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失靈導致的。諸多領域的投資、生產和價格等方面都由政府相關主管部門行政審批，沒能充分發揮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蘇劍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如是說。
比如，當前產能過剩的鋼鐵、水泥、船舶等行業，無一例外皆是政府當年選定并大力扶持和補貼的產業。這些項目因投資大、稅收高、對GDP拉動大而受到政府的青睞，當各地爭相上馬這些項目時，產能過剩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今年年初在全國范圍內部署去產能的座談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擲地有聲：“要讓市場發揮決定作用。讓企業發揮自我競爭、自我淘汰的積極意識。同時也要先充分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重申：“……去產能，堅持市場倒逼、企業主體、地方組織、中央支持，運用經濟、法律、技術、環保、質量、安全等手段，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不可偏廢。”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去產能的過程中，朱光耀強調，“我們需要讓市場來發揮更大、更具決定性的作用。比如，煤炭和鋼鐵行業要想提高效益，實際上反映的是市場的要求、動態。”
對于相同產能、相同規模的企業而言，誰愿意犧牲自己來成就對方的重生？所有的選擇權只有交給市場，讓市場來定奪，優勝劣汰。
政府政策托底
做加法意味著增多，增加意味著收獲和幸福，而做減法卻與之相反，意味著損失和陣痛。
控制新增產能，一道指令也許就能做到，但淘汰落后產能、退出過剩產能卻不是一句話那么簡單。企業作為經濟社會的重要單位，它是一些職工的衣食父母，它的發展事關當地局勢的安危，這也成為了很多企業和政府對去產能心存顧慮的緣由。
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雷軍看來，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去庫存，去產能。原有過剩產能在轉移過程中，肯定會涉及到產業的停工、工廠的關門以及職工的下崗，這其中會有很多的問題，但這一步必須要走，因為中國已經從原來的稀缺經濟走到了過剩。
雖然目前有關去產能將造成的多少工人下崗還沒有確切的數據，但如何安置這些人員無疑是對各地政府的一個嚴峻考驗。礦業界根據國家統計局各行業就業人口和產能數據預測，僅煤炭行業悲觀來看將有154.2萬人面臨失業，樂觀估計的話也有73.26萬人。
對此，雷軍建議，在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政府應出臺各種扶持政策，引領企業的轉型。因為在轉型過程中，企業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十三五”規劃中會出臺很多政策對企業進行扶持，渡過難關，其中會包括下崗員工的培訓和再就業問題。
朱光耀也強調，“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如何安置好失業的工人，如何使他們能再就業，如何能對他們更好的安置，這些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
早在今年年初，李克強就指出，去產能過程中要突出解決好錢、債、人這三個關鍵問題。“要加大財稅支持，妥善解決企業辦社會職能和歷史遺留問題；要加強金融扶持，用市場化方法及時處置企業債務和不良資產，防范金融風險要妥善安置職工，兜牢民生保障底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完善財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財政安排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重點用于職工分流安置。”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做出了這樣的安排。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建議，去產能過程中，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要相互配合。財政是要維持社會保障體系的，去產能過程中一些社會保障體系發揮作用的事情，財政要配合著上。稅收要發揮結構引導作用。
除職工如何安置外，資產處置也需要高度關注。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馮飛主張，“關于資產處置，還是要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妥善處置企業的債務和銀行的不良資產。比如要落實金融機構的呆賬、壞賬核銷的財政政策，完善金融機構加大抵債資產處置力度的財稅支持政策等，同時還要嚴防逃廢債務的一些不法行為，切實保護債權人利益。”
政府職能歸位
造成產能過剩的背后，有政府強力干預的影子；同理，化解產能過剩也離不開政府的積極作為。
全國人大代表、交通運輸部長江航務管理局局長唐冠軍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引導，告訴企業，目前這個方面已經運力過剩，但是否生產是企業的權利。企業非要生產，最后沒有市場，總不能讓政府來買單。政府的作用還是在于引導和政策上的支持。”
蘇劍認為，發揮政府作用、完善供給管理方式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影響產業體系的方式主要包括政策引導、監管約束、公共服務等。
不過，對于如何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卻需要重新認識：以行政命令、審批、門檻準入為主要手段的簡單、粗暴的行政作風將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經濟、法律、技術、環保、質量、安全等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式。
利用財政方面的稅收或補貼政策，也是國際上通用的政策引導方式。比如征收環境污染稅和碳稅，以應對日趨嚴峻的大氣污染防治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以鋼鐵為例，據環保部統計，2014年，約有70%的企業環保不達標。2015年，新環保法得到了鋼鐵企業的普遍重視。但初步統計，截至2015年底，仍有20%左右的鋼鐵企業環保不達標，其中約60%的鋼鐵企業已定制了環保改造計劃或正在實施環保改造，仍有約40%的鋼鐵企業由于裝備水平比較落后、改造升級難度大、資金緊張，無法實現環保達標改造，將面臨依法退出，涉及產能約1.0億噸。
加強環保執法只是加速鋼鐵壓減產能的一個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嚴格實施能耗標準、加強質量標準的實施、對安全標準的加強實施和監管、制定高技術標準和實施、兼并重組、轉產搬遷、國際產能合作等。總體思路是通過法律、標準嚴格的實施，通過經濟激勵手段來利用市場倒逼機制，使過剩產能加速退出。
蘇劍指出，為更好地發揮監管約束的作用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政府“放管結合”，在放開競爭性領域的經濟性監管的同時加強社會性監管，并建立健全現代監管體系，加強價格、投資、成本、服務質量和市場交易規則等方面的系統性監管職能，實現精細化管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在體制機制上理順激勵約束條件之外，終究還需落腳到技術創新上。蘇劍說，這就要求政府在基礎科研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優化生產要素流動和配置，健全產業體系，迫切要求政府加強基礎信息方面的公共服務，整合各種資源，加強基礎信息數據統計收集整理、建設國家大數據，加強市場監測預測預警，加強公共服務。
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
落實去產能最終還需要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政府該管政府的事情。在宏觀上，政府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創造環境上，政府要創造良好的環境。同時，政府要加強自己的簡政放權。在目前的產業升級中，真正的放權還是要靠企業自己去做。”
對企業而言，去產能勢必帶來陣痛，但這也是企業調整結構、轉型升級的良機。企業要有清醒的認識，要主動淘汰落后產能、退出過剩產能。只有通過去產能才能促使產品價格水平恢復到比較合理的水平，這樣企業的經營狀況才會好轉，企業的創新能力才能恢復。
“困難階段。要有點企業家精神。”據全國政協委員、天津慶達投資集團董事長孫太利介紹，天津一家焊材廠去年以來市場需求大大減少，需要裁員600人。企業決定開發新產品，將人力、資金用在技術創新上，消化了300人；又提升服務，在服務環節消化了300人。“最后，這個企業沒有一個人下崗，企業也順利轉型升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然要經歷陣痛。孫太利認為，這家焊材廠的經驗值得很多企業、企業家深思：是把責任都推給政府還是主動適應、承擔責任?
企業有所作為還體現在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加法，即尋找新動能，利用新技術創新來提高生產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
雷軍表示，“過剩的本質是用戶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用戶不要的東西卻生產出很多。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最為重要的是如何幫助企業完成轉型升級，中國的整個消費群體的購買力在增強。這么強的購買力，我國產品滿足不了，才會出現春節期間大家都去境外購物。這是中國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產能過剩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同理，化解產能過剩也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和企業的上下聯動、共同努力。總之，只有真正做到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市場和政府各司其職，產能過剩才能得到根除。 |
